2026年夏季，江西修水，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。来自西安、北京、杭州和武汉的律师们，千里迢迢赶来，只为旁听一桩声称是“公开审理”的案件。他们提前一周向法院登记，得到的答复是：“凭律师证可正常旁听”。然而，在开庭当天，他们却被法警拦在门外，理由是座位已满。这个“满”字耐人寻味。站在法庭外，能够容纳一百多人的审判庭里，临时拆掉了四排座位，剩下三十多个位置，而这些位置早已被坐满。里面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们，他们听不懂庭审内容，庭审中途甚至打起了盹，当然也有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甚至混杂的便衣人员。被告人家属，尤其是将其抚养长大的姑姑，也被挡在门外。一些来自远方的亲友和十几名律师，均未能进入。法庭外面没有空调，大家的衣服出得湿透。这样的场景，仿佛是2026年夏天修水社会的一幕写照。而同一法院，七年前却曾主动邀请各界人士近百人旁听庭审，如今却选择拆掉座椅、清空周围，重新定义了“公开审理”的含义。

如果你认为这是个别事件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几乎在同时，湖北孝感的郭广辉案件在大悟开庭。通知书上清楚写着第六法庭能容纳百余人。然而，审判长陈军宣布因“第六法庭出现故障”而改至第五法庭，结果第五法庭座位仅能容纳二十余人。那些刚从吉林长春赶来的被告亲友无法进入，甚至从北京来的律师也被拒之门外。法庭外满是人，而法庭内则被“被害单位”黄麦岭公司的员工占满。目睹这一幕的法学教授韩旭直言不讳，这是“占坑式旁听”。更让人吃惊的是，当被告方有异议时，审判长的助理梅宇居然脱口而出“妈的”。事后，大悟法院乐副院长对此解释称，这是当地的“口语”。显然，“妈的”是口语，“占坑”是惯例，而“故障”则成了借口，这套令人心痛的话语体系显得格外熟练。

济南历下区法院的案例更加离奇。2026年7月15日，律师侯志远提前半小时抵达，发现旁听席上已经坐满了一排人，他们手中持有印有“王某案内部资料”的材料。侯律师试图录像，却被法警收走；他试图接过他人递来的材料，结果也被带离法庭。最终，侯律师被关进法院地下羁押室，铁门紧锁。二十分钟后，他因情绪激动、胸痛晕厥，被紧急送往医院。尚未开庭，旁听席早已被“自己人”占满，原来法庭座位是可以提前“分配”的。分配原则非常简单：谁与决策者亲近，谁就能进入；而与之疏远的人，则只能干等在外。在这一连串的“占坑”行为面前，司法公开的底线似乎已经荡然无存。

如果你认为这些都是偶然事件，那么西北某地的情景将彻底唤醒你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一场备受关注的庭审已经持续了十多天。法院外，有公民每日手持身份证，试图行使旁听权。然而，大部分人连法院的大门都进不去。为何如此？因为旁听席上，身着便衣的检法工作人员早已坐满。自开庭第一天起，这些“便衣观察者”始终占据绝大多数座位，他们默默无声地坐在那里，宛如一堵无形的墙。一位法学教授为了能进去，几乎整整三天都在法院门外徘徊，最终未能如愿。曾在课堂上多次阐述“审判公开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”的他，此刻却与普通公民无异，面临一扇无法逾越的门。“占坑式旁听”在此时已演变为一种“制度”，并非所有人都能旁听，旁听权成了一种随时可撤回的“特权”。

那么，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费尽周折——拆座椅、变更法庭、提前占座、让便衣“驻守”乃至将律师拘留，以阻止公众旁听庭审呢？《宪法》第130条明确规定：“人民法院审理案件，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，一律公开。”《人民法院法庭规则》第九条也补充道，对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，公民原则上享有旁听权，座位不足时，法院可以根据申请顺序或抽签发放旁听证，但要优先安排当事人的亲属。修水法院选择的却是与此相反的做法——优先安排与案件无关的人，而将被告家属拒之门外。孝感中院更是找了个“技术故障”的借口，将大法庭更换为小法庭，让被告家属完全无法排上队。而在西北某地的法院，更是用“自己人”将所有座位占满，使得想要旁听的人连法院大门都进不了，甚至连“排队”都变成了奢望。